第五章 古埃及的遗迹¶

从上一章所叙述的内容中，我们得知，以亚特兰蒂斯和姆大陆为代表的、真实存在过的史前人类文明及其故事，最早由古希腊著名改革家、政治家梭伦在古埃及旅行时听到并传播，继而通过文字流传下来。然而，隐藏在古埃及众多遗迹——河谷神庙、人面狮身像、第四王朝金字塔等巨型遗迹——中的奥秘，则是史前人类文明最有力的证据。

英国著名古文明研究家、探险家、作家葛瑞姆·汉卡克的国际畅销书《上帝的指纹》于1995年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书名其实还有一个很醒目的副标题，即《上帝的指纹——地球遗失文明的证据》，特别引人注目。

在这本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纪实报告、全球超级畅销书”的书的后记中，作者葛瑞姆·汉卡克十分真诚、迫切地说：“世界上有些建筑、有些观念、有些智慧宝藏真的是非常神秘。我开始怀疑，人类如果不去思考，这些秘密中所蕴含的巨大意义，我们可能会陷自己于重大危难之中。”¹

作为本书《上帝隐藏的奥秘——人类前世今生的全景影像》的作者，我非常赞同葛瑞姆·汉卡克的观点，尤其敬佩他多年来的坚持与努力，也十分尊重他的探索和研究成果。因此，本章以下几节直接引用葛瑞姆·汉卡克的考古纪实报告《上帝的指纹——地球遗失文明的证据》一书中的原文。每一节所引文字的末尾都会以上标数字作为注释符号，并在最后的“本章引用注释”中标明出处，敬请留意。

一、河谷神庙的奥秘¶

埃及，吉萨，1993年3月16日，下午3：30

从西北方向朝狮身人面像走，要穿过古代连接第二金字塔与所谓“海夫拉”河谷神庙的堤道。河谷神庙是一座非凡的建筑，位于狮身人面像以南50英尺、吉萨古墓区的最东边。早就有人认为这座神庙比海夫拉时代要早得多。实际上，在19世纪，学者们一致认为它建于史前时代，与王朝时代的埃及建筑无关。但因为在神庙内发掘出刻有海夫拉名字的雕像，这一观念便被颠覆了。

于是，古埃及学家以这个看似无可辩驳的理由，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既然在河谷神庙发现了海夫拉的雕像，那该神庙就必然由海夫拉建造。连一向明智的弗林德斯·皮特里都说：“神庙中发现的唯一能确认年代的物品是海夫拉的雕像。这一事实表明，神庙是他那个时代的建筑，认为他盗用早先建筑的观点是靠不住的。”

凭什么说这个观点是靠不住的？

在埃及历史上，法老盗用祖先建筑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时甚至干脆将原建造者的国王名字及周围花饰统统砸掉，用自己的徽号取而代之。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海夫拉不敢盗用先人的遗物，不敢将自己与河谷神庙联系起来。

……

从南面看过去，河谷神庙像一个楔子，矮壮而有力地牢牢地扎在岩石基上。走近细细观察，它的一些特征在现代人看来古怪和难以理解，在古代埃及人看来肯定也是同样的奇异和不可理喻。

首先，里里外外没有一字铭文，也没有其他任何可识别的标识。在这方面，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河谷神庙与吉萨高原上其他既无名号又不知年代的建筑一模一样，包括大金字塔。它们与其他著名的古埃及艺术品和建筑物截然不同——那些建筑无不装饰得富丽堂皇，刻满铭文。

河谷神庙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核心建筑完全由巨大的石灰岩石块建造。这些石块大部分长18英尺、宽10英尺、高8英尺，有的甚至长达30英尺、宽12英尺、高10英尺，重量通常都在200吨以上。而这样的石头在这里有好几百块，这难道还不够神奇吗？

古埃及学者可不这样想。实际上，他们从不肯为这些石头为何如此巨大，以及更令人费解的如何将其砌起来的问题劳神，充其量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我们已经看到，身为古埃及学者的衮衮诸公们，从不置喙评说大金字塔国王室中那些重达70吨、相当于100部家用轿车总重量的石块是如何搬上去的。因此，他们缄口不谈河谷神庙的神奇之处，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那些大石头却实实在在地非比寻常。它们似乎不仅属于另一个世界，而且属于另一种道德观——它们体现了我们难以理解的美学观念和对建筑结构的理解，表明了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事物选择标准。

比方说，在可以轻松将那些大石块分解为10块、20块、40块，甚至80块较小且便于搬运的石块时，为什么非要用重达200吨、又大又笨的家伙来盖房子？在完全可以少花许多力气、还能达到同样视觉效果的情况下，为什么非要自讨苦吃？

河谷神庙的建造者是怎样把那些巨大无比的石块升到40多英尺高的地方的呢？目前（1995年），世界上还只有两台能将这么大的石块提起来的吊车。这两台处于建筑技术前沿的吊车都是大型机械，吊臂长达220英尺，车上要加载160吨的配重以防倾翻；每进行一次作业需要准备六个星期，而且需要由20名技术熟练的工人组成专业队进行操作。

换言之，即使借助先进的、高科技的工程机械，现代的建筑工人要提升200吨的重物都是难乎其难的事情。可是，吉萨村的建设者们搬运起来却如家常便饭，这难道就一点儿都不让人感到吃惊吗？²

二、狮身人面像的奥秘¶

无边无际的、遥远的、难以置信的古老

按照“库存表碑”所指示的方向——狮身人面像，即“斯芬克斯”（希腊语），位于“俄塞里斯家的西北面”——我（指葛瑞姆·汉卡克）径直走到T形大厅西墙的最北端，穿过一扇由整块石头凿成的门，顺着一条铺有雪花石膏地板的长长坡形走廊，来到通往第二金字塔的堤道下方路口。

从堤道边可以毫无遮拦地看到北面的狮身人面像。它长如一个街区，高似一幢六层楼的大厦，面向正东方，凝视着每年春分、秋分这两天冉冉升起的朝阳。这头狮身人面像的巨像蹲伏在这里，仿佛经过了千万年沉睡之后已经醒来，终于要提腿迈步了。狮身人面像是在一个石灰岩脊上整体雕凿出来的，它的位置必定事先经过精心挑选。

这个地方除了可以俯瞰尼罗河谷外，还有一处高出其他部分至少30英尺的石灰岩山包。狮身人面像的头部和颈部就由这个山包雕凿而成，头部下方的石灰岩山体则被雕凿成它巨大的身体。为了将它与周围岩床分隔开来，建造者在它周围挖了一条宽18英尺、深25英尺的鸿沟，令它傲然“独立于世”。

狮身人面像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它非常古老——不是埃及第四王朝法老那样只有4500年的古老，而是一种无边无际、遥远且难以置信的古老。这就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古埃及人对它的看法。他们相信，它是尼罗河谷这个“鸿蒙初辟之发祥地”的守卫者，凝聚着“延伸至整个地区的巨大的神奇的力量”。

这就是“库存表碑”所传达的总体信息。公元前1400年，“图特摩斯石碑”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个信息。这块花岗岩石碑立于狮身人面像两爪之间，记载了图特摩斯即位前，狮身人面像颈部以下全被沙砾掩埋；图特摩斯法老下令清除它周围所有沙砾，使它得以重现，并立此碑以资纪念。

在过去的5000年间，吉萨地区的气候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在这几千年中，狮身人面像围场必定如图特摩斯四世清理它时一样，容易受到周围沙漠的侵袭。实际上，它至今仍然如此。近代史证明，如果无人清扫狮身人面像四周的沙砾，用不了多久，沙砾就会填满围场。1818年，为了进行考古发掘，卡维格利亚上尉叫人清理过沙砾。到1886年，加斯顿·马斯佩罗再次前来考古时，不得不又作清理。39年后的1925年，卷土重来的沙砾又将狮身人面像埋到脖子根，埃及文物部门只好再一次将其清理出去。

这难道不能说明当初雕凿狮身人面像及围场时，气候很可能大不相同吗？如果它注定要被东撒哈拉移动的沙丘吞噬，建造这么大的雕像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撒哈拉是个年轻的沙漠；11000—15000年前，吉萨地区还是水草丰腴的好地方。

我们能不能想象出另外一番场景：在那遥远的年代，当狮身人面像刚被雕刻出来的时候，它的周围是一片苍翠。高原地表的土壤被碧绿的青草和灌木的根系牢牢地固定于山坡之上，如今沙砾漫天的地方宛如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高低起伏的大草原，这难道就不可能吗？

正是在这样舒适惬意的气候条件下，建造狮身人面像这样的半地下雕像才合乎常情。建造者不可能预料到吉萨高原后来的气候会变得如此干燥，乃至整个地区沙漠化。然而，我们有理由设想，很久以前，当狮身人面像还在建造时，吉萨高原真的是一个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世界。

我们知道，当代埃及学者对这种假设深恶痛绝。不过，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里摘引吉萨测绘项目主持人马克·莱纳博士的话）：“没有直接测定狮身人面像年代的方法，因为它就雕凿在天然生成的岩石上。”在缺乏更客观检测方法的情况下，莱纳接着指出，考古学家只好“凭周围环境来推断年代”。

狮身人面像周围就是吉萨墓葬区——赫赫有名的第四王朝遗迹。于是，狮身人面像顺理成章地成了第四王朝的遗迹。然而，莱纳那些著名的19世纪先辈们却不认可这样的推理。他们坚信，狮身人面像的年代比第四王朝早得多。

著名的法国埃及学家加斯顿·马斯佩罗曾对“狮身人面像石碑”的内容进行专门研究。他在1900年发表的《帝国的兴衰》一书中说：“狮身人面像石碑第13行空白处的正中，有一个海夫拉的徽号标记……我认为，它表明在这位王子的主持下，对狮身人面像进行了一次修复和清扫。因此，这多少可以成为在胡夫和他祖先的时代，狮身人面像就已经被沙砾掩埋的证据。”

与他齐名的法国考古学家奥古斯特·马里埃特持有同样的观点。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库存表碑”就是他发现的（我们已经看到，这块石碑如实讲述了狮身人面像在胡夫法老即位前早已矗立在吉萨高原上的情况）。当时，布鲁格施（《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伦敦，1891年出版）、皮特里、塞斯等许多其他学者都赞成这一观点。

旅行作家约翰·沃德认为：“狮身人面像不知道比金字塔要老多少年。”直到1904年，大英博物馆及文物部主任、尊敬的沃利斯·巴奇爵士也毫不犹豫地断言：“最古老、最精致的狮身人面像就是著名的吉萨‘狮身人面像’。这座不可思议的雕像在海夫拉——第二金字塔的建造者——时代就已经十分古老了……一般认为，狮身人面像在某些方面与可以追溯到王朝时代之前的外来人，或者与某种外来宗教有关。”

约翰·安东尼·韦斯特：

我（指葛瑞姆·汉卡克）还想见到另外一位学者，一位找到公元前10000年时尼罗河谷就存在高等文明的过硬证据、从而挑战正统派古埃及学年表的研究员。他的证据唾手可得，只可惜从未引起那些功成名就的古埃及学家的注意。发表这个证据的人就是美国学者约翰·安东尼·韦斯特。他说，专家们没有看到它，并不是因为没有发现，而是因为虽然发现了，却没能正确诠释。

韦斯特的证据集中在几座关键建筑上，即狮身人面像、吉萨的河谷神庙和南面的阿比多斯古城中神秘的俄塞里斯庙。他说，这些沙漠建筑有经科学证明、不容置疑的水浸痕迹。其侵蚀状况表明，这些痕迹只有在暴露于大量、充沛雨水的情况下才可能形成，即公元前11000年左右最后冰期末期的潮湿洪水期。这种鲜明而极具特性的“降雨导致的”侵蚀，意味着俄塞里斯庙、狮身人面像和其他相关建筑早在公元前11000年之前就已经建成。

一位英国的专题记者总结韦斯特理论产生的效果时说：“韦斯特真是学者们的最可怕的噩梦，因为这个搞旁门左道的家伙深思熟虑、旁征博引、滴水不漏的理论充满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这简直就是在他们脚下使绊子要他们好看。可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只好装着视而不见，希望它不了了之……而它却不会就这么被拉倒。”

诸位“才华横溢的古埃及学者们”只把它当成一碟小菜，但这个新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就此作罢，因为它在另一个科学领域——地质学中获得了广泛支持。

波士顿大学地质学教授罗伯特·肖赫博士，在确认韦斯特对狮身人面像真实年龄的推定方面功不可没，而且他的观点在1992年美国地质年会上得到300多位同行的一致赞同。从此以后，地质学家与古埃及学家之间激烈的地下论战便硝烟不断。虽然除韦斯特外，没有多少人肯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见解，但这场论战却关系到能否全盘推翻公认的人类文明进程观点。

韦斯特说：“别人一直教导我们，人类文明的进程呈直线发展——从愚笨的穴居人一直发展到我们这些会制造氢弹和彩条牙膏的聪明人。但是，证明狮身人面像比考古学家认定的年代早好几千年，甚至比埃及王朝还早好几千年的证据却意味着，正如传说中所讲的那样，在极为远古的历史中的某个时期，肯定存在过一个高度发达、极为先进的人类文明。”

过去四年的旅行和研究已使我（指葛瑞姆·汉卡克）大开眼界，使我认识到那些传说极有可能是真实的，所以我才赶来埃及与韦斯特和鲍弗尔一晤。他们的研究工作打动了我。两人从全然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最后却殊途同归，找到了一个消失文明留下的、令人信服的天文学和地质学指纹。这个文明可能起源于尼罗河畔，也可能不是，但在公元前11000年时，它已经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了。

约翰·安东尼·韦斯特的《天空之蛇》：

约翰·安东尼·韦斯特的《天空之蛇》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看到了古埃及文明的另一种可能性：它多处闪现的、与当时时代不符的高科技水平表明，它可能不完全是在尼罗河谷发展起来的文明，而是继承了另一个更早、更伟大的文明遗产。这个未知文明比埃及王朝以及所有其他已知人类文明早数以千万年。

韦斯特先在《天空之蛇》一书中发表了他认为狮身人面像年代应该更古老的见解。在这本书中，他全面介绍了法国数学家施瓦勒·卢比兹的发现。1937—1952年，施瓦勒·卢比兹一直在埃及卢克苏尔神庙进行研究。他发现的数学证据可以证明，埃及的科学和文化比现代学者乐于接受的复杂得多，也先进得多。

但是，正如韦斯特所说，这些证据的“语言实在是太深奥、太复杂和过于专业了……没有几个读者啃得动施瓦勒·卢比兹的原著。这就有点像没有经过任何基础训练，就想直接蹚高能物理的深水一样艰难。施瓦勒在他的《神圣的科学》一书中附带提到公元前11000年吞没埃及的暴雨和洪水。”

仿佛经过事后思考，他又加了一句话：“在这场横扫埃及的巨大洪水之前，肯定有一个伟大的文明。这个文明使我们假定狮身人面像已经存在，就凿刻在吉萨西南面峭壁的岩石上；假定狮身人面像的狮身上（除了头部以外）显示的是无可争议的水蚀痕迹。”韦斯特在写作《天空之蛇》时，正是被施瓦勒这段话所蕴含的潜在重要性打动，才决定追踪下去。

韦斯特说：“我意识到，如果我能够以事实证实施瓦勒的简单观察，它势必成为太古时期存在一个未知的高等文明的铁证。因为一旦能确定水是侵蚀狮身人面像的主要因素，答案就简单得连小孩子都能明白……现在人们假定狮身人面像是海夫拉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建造的。

但是，埃及自从王朝时代以来，也就是说从公元前3000年以来，吉萨高原上就没有下过那么多的雨水，足以造成我们在狮身人面像身上所看到的大面积的侵蚀。你只有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以前，埃及才有那么潮湿的气候，有可能造成这种类型的、这么大范围的侵蚀。这样一来，狮身人面像就必然是建造在公元前10000年之前。由于它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艺术工程，因此也只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才能把它造出来。”

罗伯特·肖赫：解密狮身人面像

波士顿大学地质学家、岩石侵蚀问题专家罗伯特·肖赫教授，在证实韦斯特的证据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非常赞同韦斯特的观点：狮身人面像及其周边用岩石凿成的围墙所受的侵蚀不是风蚀形成的，而是几千年的雨水冲淋形成的；那应该是埃及古王国建立之前很久的事情。

肖赫的观点在1992年美国地质科学大会上得到同行的一致赞同。随后，他又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1992年年会上，向更广泛、更无偏向的听众（包括古埃及学家）阐述了他的见解。

肖赫首先向代表们指出：“狮身人面像的躯干和四周围墙都深受气候因素的侵蚀……有些地方这种侵蚀深达两三米，至少围墙墙壁上是这样的。这种侵蚀很深，在我看来，它发生在很久以前，形成了波浪形、起伏不平的外形……”

地层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波浪形起伏是“降雨侵蚀”的结果。在狮身人面像及其周围围墙的照片上，可以看到雨水侵蚀造成的深深的纵向裂纹、波浪起伏和横向凹洞。按照肖赫的话说：“这是标准的教科书范例。石灰岩结构经受数千年的暴雨侵袭后就是这个样子……它清楚地显示了雨水侵蚀产生的形状特征。”

风沙侵蚀造成的外部形状完全不同。受风沙侵蚀的岩石只会在岩层较软的部位形成边角锐利的横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狮身人面像周围石墙上醒目的纵向裂隙。这些纵向裂隙只能是“水从墙上往下流所造成的结果”。无休止的暴雨如瀑布般倾泻在吉萨高原上，雨水流下山坡，直冲下面狮身人面像周围的石壁。肖赫详尽地阐述道：“流水专往岩石上薄弱的地方冲，直至这些地方形成这种纵向裂隙——在我这样的地质学家眼里，这种侵蚀痕迹就是降雨形成的，是再清楚不过的证据。”

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上，肖赫这样结束他的发言：“众所周知，在撒哈拉沙漠这样的环境条件下，狮身人面像围场只要几十年就会被沙子填满。因此，必须定期清理它周围的沙堆，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但是，在狮身人面像周围的围墙上，诸位仍然能够看到这种戏剧性的波浪形侵蚀外貌……这只能证明我的观点。我所说的就是：狮身人面像身上和周围围墙上的这些波浪形外貌特征，表明应将它的年代追溯到一个早得多的时代，一个该地区降雨量更多的时代，一个吉萨高原更为潮湿、多雨的时代。”

肖赫也承认，他不是第一个发现“狮身人面像躯干上异常降雨侵蚀特征”的地质学家，但他却是第一个被卷入有关这一问题、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开论战的地质学家。肖赫的态度是，他将坚持自己的地质学立场：“我已经无数次听人们说，古埃及人在前王朝时代既没有技术，也没有开凿狮身人面像所必需的社会组织……可是，这不是我这个地质学家的问题。我不是推卸责任，只是找出是谁凿刻了狮身人面像，的确是古埃及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事情。如果在文明兴起这个问题上，我的发现与他们的理论发生冲突，那么，也许他们应该重新评价自己的理论。我又不是说什么亚特兰蒂斯人、火星人或者外星人造出了狮身人面像。我只是遵循科学规律，是科学引导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狮身人面像的建造年代比人们原来认为的早得多……”

早多少？

约翰·安东尼·韦斯特告诉我（指葛瑞姆·汉卡克），他和罗伯特·肖赫就狮身人面像建造的具体年代有过“友好的争论”：

肖赫认为，至少是在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0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即新石器时代的多雨期），这主要是根据现有资料作出的最谨慎估计。身为大学地质学教授，肖赫持有这种稳健的观点也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000年间的埃及也确实多雨。

但是，无论出于直觉还是学术原因，我都认为其年代要比这个日期早得多。狮身人面像大部分的暴雨侵蚀发生在公元前10000年之前的多雨期……坦白地说，如果发生在相对较晚的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000年，我想，我们很可能已经发现了其他能够证实凿刻狮身人面像的文明证据。因为埃及已经发现了大量那个时期的证据。

如果不是前王朝时期的古埃及人，那是谁建造了狮身人面像呢？

韦斯特说：“我的猜测是，这整个谜团都与世界各地神话故事中提到的那些神秘文明有关……我的预感是，狮身人面像与这一切都有关系。如果有人要我下赌注，我会说它建于最后一个冰期冰雪消融的时期，可能比公元前10000年还早，甚至可能比公元前15000年还早。我相信，说得准确一点，是我坚信，它极为古老。”

那么，为什么古埃及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愿意考虑狮身人面像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一个被遗忘文明的线索呢？

韦斯特说：“我想，原因是他们的思想已被禁锢在有关文明进程的线性思维模式里。他们很难接受12000多年前就有人拥有比现在还要高等的文明，也很难接受创造狮身人面像所涉及的技术在很多方面超越我们现有能力的事实……”³

三、金字塔的奥秘¶

反常的金字塔：

“古埃及学家是世界上最不愿意看到任何反常事情的人。”约翰·安东尼·韦斯特说。

然而，在埃及，反常的事情当然很多。韦斯特在这里所说的是第四王朝的金字塔——之所以说它们反常，是因为将它们与第三、第五、第六王朝的金字塔作了比较。

位于塞加拉（第三王朝）的国王左塞阶梯金字塔，虽然是一座宏伟的建筑，但它使用的石块相对较小，五六个人就能搬动，而且其内部墓室的建造也相当简陋。第五王朝和第六王朝的金字塔（虽然墓室内镌刻着美丽的铭文）简直是粗制滥造，如今已经坍塌得像一堆碎砖烂瓦。但是，吉萨的第四王朝金字塔却如此巍峨壮丽，虽历经数千年沧桑，依旧风采不减当年。

韦斯特认为，正是这种事物发展的顺序，或者说它所蕴含的意义，应该引起古埃及学者的注意：“剧本的情节出了问题。看起来是这样：建造了结构很不稳固、很糟糕的金字塔之后，突然造出了结构完美得不可思议、简直难以置信的金字塔；然后马上又回到结构很不稳固的金字塔。这让人看不懂……就好比在汽车制造业中，发明并制造出福特T型车后，突然又发明、制造出1993年款的保时捷；造了几辆之后，一下子忘记了保时捷的制造方法，又转过头去造福特T型车……文明进程不应该是这样的。”

言下之意是，所谓的第四王朝金字塔其实并不是在第四王朝建造的。那么，它们又是在什么时候建造的呢？

韦斯特说：“我的直觉是，它们与前面的玛斯塔巴墓（古埃及的一种长方形平顶斜坡墓）一点都不像，也不像第四王朝的任何其他墓葬……它们与第四王朝的东西格格不入……”

罗伯特·鲍威尔的星座：

1993年，一个惊人的新发现表明，埃及还有大量值得研究的东西。这个发现不是哪个散光眼的考古学家在岁月的风尘中又筛出了什么宝贝，而是一个外行——比利时建筑工程师罗伯特·鲍威尔——看到的。这位颇具鉴别力的工程师观察到天空中的一种关联现象，而我们的考古专家却只顾专注于脚下的沙土，顾不上抬头看天。

鲍威尔看到的是：当猎户座腰带上的三颗亮星照耀在吉萨的夜空时，它们在南方的天穹上并非呈一条直线。较低的两颗星——尼塔克星、尼兰星——组成一条完美的对角线，而第三颗星明塔卡却偏左，也就是说，它的位置略微偏东。

奇怪的是，这也正是吉萨高地上三座莫测高深的金字塔的布局。鲍威尔意识到，如果从空中俯瞰吉萨古迹，胡夫大金字塔正好处在尼塔克星的位置，海夫拉第二金字塔处在尼兰星的位置，而门卡乌拉第三金字塔位于它们所形成的对角线偏东处——三座金字塔组成一幅一目了然的、三颗星辰在地面上的巨大构图。

这会不会是吉萨金字塔群的真正意图所在？我（指葛瑞姆·汉卡克）知道，鲍威尔后来的研究得到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充分肯定，证实他颇具灵性的直觉是正确的。他的证据表明，这三座金字塔就是猎户座腰带上三颗星辰在地球上的投影，精确得难以置信。它们准确反映了彼此之间的角度，甚至各自的光度也通过相应金字塔的大小表现出来。

此外，这幅地图向东南延伸，将吉萨高地的其他几座建筑物也包含在内，同样准确无误。

然而，鲍威尔的天文计算所揭示的秘密真正令人吃惊：尽管大金字塔本身从天文学角度看与金字塔时代有些关系，但吉萨建筑群的整体布局所显示的天空（由于岁差作用会随时间改变）并不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第四王朝时期的面貌，而是公元前10450年前后的面貌，并且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会呈现出这样的样子。

这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才能具有如此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这个社会能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如此精确地测定星辰方位，而且能够规划并建造像吉萨古迹这样气势磅礴、又能如此精确地体现天象的建筑物。

猎户座之谜：

关于猎户座腰带上的三颗星，鲍威尔在个人书信中说：“相对于银河的中轴线而言，它们位于一条偏向西南方的斜线上；相对于尼罗河而言，三大金字塔也处于偏向西南方的斜线上。如果在明净的夜晚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三颗星中最小、最上面的那一颗，位于另外两颗星构成的主对角线略偏东的位置，阿拉伯人称它为明塔卡。这个排列模式也被模仿到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门卡乌拉金字塔位于海夫拉金字塔（代表中间那颗星，即尼兰星）与大金字塔（代表尼塔克星）构成的主对角线偏东处，连偏离角度都分毫不差。这一切极为清楚地表明，这些建筑的位置是根据一个整体布局安排的。这个布局极其精准地仿照了这三颗星的排列模式……他们在吉萨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地面上建造出猎户座腰带。”

鲍威尔发现，在所有时代，金字塔与猎户座腰带都存在明显而普遍的相互关系。但是，只有在一个时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且极为准确的。

鲍威尔在个人书信中说：“我们发现，在公元前10450年，而且只有在那一年，地面上金字塔的布局与天空中星辰的排列吻合得天衣无缝。我的意思是，这种吻合十全十美、毫厘不差，而且绝不可能是巧合。因为，整个布局准确地显示了两个只发生在那个时候的、非常罕见的天文现象。第一个现象纯属偶然：公元前10450年，从吉萨看上去，银河与尼罗河的子午线方向完全一致；第二个现象是，银河西边的猎户座腰带上的三颗亮星正处于岁差周期中的最低高度，以大金字塔为代表的尼塔克星经过子午线时，角度为11度零8秒。”

鲍威尔在个人书信中还说：“我们此刻在吉萨高原看到的，就是公元前10450年的精确星图——我仿佛看到一个建筑大师在那个年代来到此地，决定利用自然与人造特征相结合的方式，在地面上展现一幅巨大的天文图。他用尼罗河子午线方向的河谷代表当时所看到的银河，然后按照那三颗星辰在银河系中的相对位置，分毫不差地将三座金字塔建造在与尼罗河相对应的位置上。将一个特定日期凝固在不朽的建筑物上，这是一种多么聪明、准确而又气势恢宏的标志时代的方法。”

金字塔与猎户座相互关系的含义很复杂，而且难以捉摸。而三大金字塔与尼罗河的对应关系则雄辩地标志着一个久远的时间——公元前10450年，这个时间与约翰·安东尼·韦斯特和罗伯特·肖赫在吉萨高原所发现的地质学证据是一致的。这就表示，在公元前第11千年，埃及曾经出现过一个高等文明。

其他的文明在哪里：

我（指葛瑞姆·汉卡克）突然有一种直觉：如果吉萨高原这些古老建筑的建造年代这一核心问题能够得到证实，那么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会不言自明。换句话说，如果罗伯特·鲍威尔发现的三大金字塔与猎户座腰带上三颗星的精确关系成立，证明三大金字塔建于公元前10450年左右；如果约翰·安东尼·韦斯特的地质学证据证实狮身人面像的建造历史在12000年以上；那么，人类历史势必重写。这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进程！这样，世界各地不断出现、仅仅因为不合时代标准便被认为是错误的奇异“诸神指纹”，其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而我关于一股亘古以来的潜流在表面上毫无关联的文明之间流动的直觉，也会得到证实……

1992年，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年会上，约翰·安东尼·韦斯特发表了他所发现的证据。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芝加哥大学古埃及学者、吉萨绘图勘测项目主任马克·莱纳，当即对他发起了公开抨击。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学者竟然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反驳证据。

马克·莱纳最后只好说：“在你说狮身人面像的年代是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10000年这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你的意思是，当然，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高级的、能够创作出狮身人面像的文明。因此，作为考古学家，我就不得不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狮身人面像是那时候所建造的，那么这个文明的其他部分到哪里去了？这个文明又体现在其他什么地方？”

很显然，马克·莱纳先生走题了。⁴

特别提示：本节以上文字直接引用葛瑞姆·汉卡克于1995年在中国出版的全球畅销书《上帝的指纹——地球遗失文明的证据》中的重要内容。所引文字末尾以上标数字作为注释符号，并在本章最后的“本章引用注释”中标明出处。

然而，本书《上帝隐藏的奥秘——人类前世今生的全景影像》的作者认为，马克·莱纳所说的“如果狮身人面像建于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10000年，抑或更早的年代，那么，那个人类文明（即史前人类文明）的其他部分到哪里去了，又体现在哪里”等问题，应该由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去深入探索、发掘与研究。

如果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能够打破成规，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理性地正视史前人类文明的真实历史，就会清楚地发现：世界各地已有许多史前人类遗迹、遗物和遗址被发现。

比如，中国著名作家张振所写的《人类六万年》一书中，就有十分真实的记载：

1922年秋天，两个十几岁的孩子钻进法国南部的一个洞穴，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由此拉开序幕。这个洞穴里的精美壁画后来被命名为Pech Merle。洞穴靠近卡布勒德（Cabrerets），当时欧洲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亨利·布鲁威尔将这处最早发现的Pech Merle壁画誉为“西斯廷教堂”。在考察几十个欧洲洞穴里的壁画后，他认为这些壁画可能是大约三万年前的艺术品。

1940年的秋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又发现法国南部的一个洞穴，这里的壁画更多，被命名为拉斯科洞窟壁画（Lascaux）。人们后来又在拉斯科洞窟附近，发现几十个洞穴里也都有类似的壁画。现在拉斯科洞窟壁画和欧洲其他多处洞穴艺术，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分布在欧洲的几百处岩洞艺术，最初测定的年代大多不到2.5万年。后来发现的肖维岩洞（Chauvet Cave）壁画，又把这个时间提前到3.2万年前。再后来发现的富曼恩洞穴（Fumane Cave）壁画，又把这个时间提前到3.5万年前。⁵

张振所写的《人类六万年》一书中还有类似的真实记载：

1950年代，在墨西哥地区的克洛维斯文化（Clovis culture）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碳14技术推测这种文明起源于大约1.1万年前。数千件树叶形状的石器武器克洛维斯枪头（Clovis points）残留在很多已灭绝的猛犸象的尸体里。在亚利桑那州东南的一处遗址，人们发现一只猛犸象身上有8个克洛维斯枪头。

20世纪70年代，北美又发现了许多克洛维斯文化遗迹。对这些遗迹的检测表明，美洲土著来到北美的时间可能更早，大约在1.2万年前；还有一些人认为是在大约1.3万年前。

20世纪70—80年代，三个新的考古遗址被发现，一个在北美，两个在南美。这三个遗址显示的年代更早，大约在1.4万年前，比墨西哥地区的克洛维斯文化早约3000年。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1986年，著名的《自然》（Nature）刊登了巴西考古学家尼埃德·古伊登（Niede Guidon）的一篇令人震惊的文章：《碳14显示3.2万年前在美洲》（Carbon-14 Dates Point to Man in the Americas 32,000 Years Ago）。这篇文章介绍了在巴西东北部皮奥伊州（Piaui）大批洞穴中发现的史前足迹和壁画。

这些壁画总数超过三万处，除了远古时代的礼仪、舞蹈、狩猎以外，还有最后一次冰河期以前灭绝的动物雕齿兽（Glyptodon）、巨型犰狳（Armadillo）等动物。这里出土了大量陶器，还有绘制的世界最早的船只。⁶

张振所写的《人类六万年》一书中还有许多十分真实的记载：

迄今为止，仅在撒哈拉沙漠地区，人们就已经发现了三万多处非洲艺术作品。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塔萨利女郎》（Tassili Ladies）。这幅壁画位于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塔西利—阿杰尔（Tassili n'Ajjer）国家公园，描绘了放牧女孩骑牛前行的情景。华丽的服饰和优雅的神情令人叹为观止，其中的美少女形象更是神态悠闲、气质高雅。对于这幅作品，评论很多；有的评论惊叹道：“这不像是在非洲，这俨然是欧美上流社会的女郎正在前往巴黎歌剧院途中的情景。”

但是，这里确实是非洲，这幅《塔萨利女郎》确实是几万年前的先祖留存在沙漠里的无数壁画之一。毫无疑问，在撒哈拉沙漠，还埋藏着更多远古时代的艺术瑰宝。这些艺术作品的作者，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的艺术史。

人类最早的两个文明（是指历史上有记载的），出现在两河流域和埃及。现在，这些文明现象的形成原因，也越来越清晰了。

在远古（史前）时代，从埃及如今的荒漠到广阔的非洲北部，都曾是湿润肥沃的土地。生活在撒哈拉至埃及的人们狩猎、捕鱼，与其他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没有什么区别。巨大的撒哈拉沙漠在当时是湖泊成群、植物繁茂的人间乐土。

地球气候的变化使一切都改变了。大约从两万年前开始，非洲北部逐渐变得干燥，撒哈拉大沙漠开始形成。远古人类的天堂一块又一块地褪去绿色。各种各样的部落从四面八方涌向尼罗河，只有这里的绿色依然存在——古埃及文明开始了。

直到罗马帝国时代，埃及依然是人类的粮仓。农业出现时，全世界人口的一半生活在地中海周围。这是历史（指我们这次人类的历史），也是撒哈拉沙漠中艺术品（指史前人类）的来源。

两河文明，主要体现在出土的大量泥板刻写的楔形文字。而古埃及的建筑和雕刻则令人难以置信，从巨大的金字塔到宏伟的神庙、精美的浮雕……现在似乎都在撒哈拉沙漠——东非大裂谷一带的大量艺术遗迹中找到了合理的解释。⁷

张振所写的《人类六万年》一书中的以上记载，其实就是史前人类文明，即以亚特兰蒂斯和姆大陆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这也是史前人类及其文明，即以亚特兰蒂斯和姆大陆为代表的人类及其高等文明，最真实、最有力的证据。

并且，本书接下来的第六章《神秘的古地图》和第七章《哥贝克力石阵》所要讲述的内容，更是直接叙述史前人类文明，即以亚特兰蒂斯和姆大陆为代表的人类高等文明的重要部分，也是史前人类及其高等文明最真实、最有力的证据。欢迎您继续关注和阅读。

本章引用注释：¶

1. 葛瑞姆·汉卡克：《上帝的指纹》，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515页。

2. 葛瑞姆·汉卡克：《上帝的指纹》，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357—360页。

3. 葛瑞姆·汉卡克：《上帝的指纹》，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363—437页。

4. 葛瑞姆·汉卡克：《上帝的指纹》，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437—470页。

5. 张振：《人类六万年》，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5月第1版，第120页。

6. 张振：《人类六万年》，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5月第1版，第128页。

7. 张振：《人类六万年》，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5月第1版，第171页。